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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嘉明是198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過程中
　　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
　　他也因為1989年的悲劇而流亡海外，
　　面對中國改革的難題不斷苦思讀寫。

　　朱嘉明刊載於《思想》22期的〈中國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大陸共識網發表，引起將近20萬網民瘋狂點擊與轉發，引起熱烈關注與回響。

　　《中國改革的歧路》所收入三篇文章，均表現出朱嘉明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讓讀者一窺作者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

　　本書的精采內容，主要分成三篇：

　　第一篇〈中國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訪談錄〉以朱嘉明個人經歷為線索，交代了朱嘉明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力求反映從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年代改革的歷史邏輯；

　　第二篇〈從不斷革命到持續改革：中共應對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模式〉揭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危機和不斷革命、持續改革之間的關係，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

　　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選擇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八個現實問題，加以分析聚焦，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三篇文章，試圖在縱向審視中國當代歷史的同時，也從橫切面剖析中國現階段最重要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中國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載著十幾億民眾的快車，高速行駛了35年，但至今沒有列車時刻表，也不知終點站在哪裡。這趟改革的列車早已駛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是人民。人們正在從不滿意轉變到失望，甚至開始絕望。現在，已經到了全體乘客和車組人員都須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車搬回正軌的時候了。通過深入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解說中國的「改革」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脫離了正確的軌道？作者主張，憲政民主應是中國未來的關鍵選擇。唯有還權於民、還富於民，中國才會長治久安。

作者簡介

朱嘉明

　　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學於北京男十三中，1968至1978年，先後在西藏、黑龍江和山東務農做工；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主要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1984）；《現實與選擇》（1984）；《論非均衡增長》（1988）；《朱嘉明文選（三卷）》（2009）；《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2012）。

 

序：在中國期待進步主義（錢永祥）
前言：回歸憲政民主之路
中國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從不斷革命到持續改革：中共應對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模式
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

 

序

在中國期待進步主義∕錢永祥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紅旗下誕生的第一代人，與共和國一起渡過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及六四事件這三大歷史階段。他在本書中對中國當前體制歧路的分析與前瞻，表現了這一代人在歷經滄桑、志業未竟之後，身為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卻依然昂揚。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長於北京。身為「老三屆」中較為年輕的一輩，他捲入了兩千萬學生上山下鄉的浪潮，在十年之間務農做工，先去西藏、後駐守黑龍江、再到山東，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為止，在貧窮的青春歲月中見證了中國革命最亢奮也最灰暗的十餘年。

　　從1979年開始，朱先生參與了當時剛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國務院的研究單位為立足地，他與一批經歷、志向相近的年輕人，針對當時中國在工業、農業、歷史與國際關係等方面的迫切問題進行研究與思考，撰寫文章，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列名時稱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來，他參與籌辦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聚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於一堂研討經濟改革的具體問題，在當時意義深遠。他也擔任過趙紫陽時代「三所一會」中「中信國際所」的副所長，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識來不及見到結果。1989年天安門流血鎮壓之後，黨與知識界分裂、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分裂、知識界的內部也告分裂，多數改革運動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隱或者流亡。

　　朱嘉明主動中斷了此前的人生軌跡，先是積極參與海外民主運動，擔任過民運組織負責人，之後又浪跡海外多年，最後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經濟系，繼續他的思想與著述工作。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時代與事件，曾經具有撼動歷史、讓國家命運翻轉的宏大意義，養成了他們大局著眼的習慣。在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書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現出了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訪談〉交代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訪談之外的兩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另一篇聚焦於八個現實問題，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種透過縱橫兩個維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視野，並不是一般學院社會科學的近視習慣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專業研究領域，卻是極其現實的經濟運作策略問題，他本人也「厭惡討論主義」，所以他的論述即使宏觀，仍處處貼近現實，關注所在是社會、國家的如何歸於「正常」。

　　中國今天不夠正常嗎？朱嘉明的一個論斷或許已經足以傳達他所憂心的癥結所在：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國家的經濟、軍事、國際地位已經躋身於強國之列，不過整套體制的正當性（合法性）卻愈來愈空洞虛渺。民間的剝奪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漲，冷漠、譏誚、虛無的氣氛瀰漫在官員、知識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統治者則圍繞著家世與權力凝聚成利益集團，在風聲鶴唳中以高強度的維穩換取苟安。

　　朱嘉明認為這個局面的代價太高，也無法持久。由於急迫的危機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譏誚、虛無的作態，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場改革或者更激進的革命能夠解決問題。他認為問題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後來走上了歧路，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平；而財富壟斷與掠奪的成因，乃是政治體制上的封閉與壟斷。他寄希望於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時的任何主義，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價值觀，「藏富於民」與「還權於民」。換言之，朱嘉明並不是按照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西化主義的覆轍思考，也不是在緬懷一個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鑑於「進步主義」的「民生」與「民權」的雙重價值，要求國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能夠平等的參與、能夠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夠按照公平原則共享社會的財富。

　　這種價值觀，能不能成為今日中國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識？我並不很樂觀，但是我認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初所許諾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結束壓迫與剝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國家主義、官僚與權貴的資本主義，淪落為全世界最不公平、貧富最懸殊的社會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會主義所高舉的進步價值遭到扭曲與異化，中國的黨國背棄了最基本的社會主義的人道門檻：即每個個人的1. 基本權利平等、2. 政治參與的權利平等、3. 生活機會與物質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國知識界各種新說爭奇鬥艷，對於無數個別國民的命運與遭遇卻關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貧窮，關懷窮人，才能理解經濟學精髓，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情懷，在學界更屬罕見。我認為，嘉明兄用美國進步主義詮釋八十年代的改革運動的價值觀，不僅在歷史上可信，並且有助於今天中國的社會逐漸找到一種「平民的理想主義」來恢復道德生機。今天的進步主義若想實現憲政民主與機會公平的雙重訴求，就必須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尤其應該為農民工、為女性、為少數民族、為偏遠地區與都市角落的弱勢國民，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讓他們都能分享國家權力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這樣的呼籲來自朱嘉明這樣的一位知識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經歷、他在八十年代的參與、他的挫敗與流亡，無數中國人都有親身的體會與情感上的共鳴。他歷劫歸來，國門對他雖仍設防，他並無怨懟激憤，反而以精衛填海、杜鵑啼血般的關愛心情盼望國事上軌道，國人能夠過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這份謙和、純樸的心志，更會令本書讀者感到親切與動容。

　　嘉明兄在台灣出版此書，要求我寫序。我並不以為自己有能力來議論本書論點的短長，但是說來感慨，我倒是很能夠體會嘉明兄在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切切心情與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進步價值觀有著深重意義（包括對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正面意義），因此我願意藉著書序表達我的感動與認同。我深信讀者──無論身在大陸、在台灣、或者在其他地方──讀過本書之後，會同意我的這一點點體會。

 

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
中國現在的國情，「超大」無疑是最顯著的特徵，例如，十幾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除了「超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特徵，那就是「變動」，例如，經濟發展階段更迭，制度解構和重建，社會轉型，等等。而造成「變動」的因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際到國內，從意識型態到經濟利益，相當複雜。其中，發生過影響的各種主義就不下十種。所以，三十餘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各種因素的「雜合化」過程。中國當然早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畫經濟，也不是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計畫和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概括中國的基本特徵。中國是什麼，竟然成為了問題。以至很難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給以清晰的「定義」。古今中外，都沒有觀察中國的現成參照系。關於中國的判斷，此時此刻似乎是正確的，到了彼時彼刻就會錯了。所以，分析中國，僅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夠的。因為，連中國是不是一頭真的「象」本身都是問題。當你事先假定中國是「象」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犯了「先驗主義」的錯誤。退一步，即使中國曾經是「象」，因為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不斷處於變異和演進之中，此「象」非彼「象」。

總之，中國是一個處於持續「變動」之中的龐然大物。認知中國新國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動態的雙重意識。本文選擇和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現階段國情的八個問題，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個描述中國的概念，都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作重新解讀。

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只要面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存在兩種極端主張。一極是肯定政府干預，甚至主張由政府來控制市場和管理市場，以求產生超越自由市場的效率。另一極則傾向 「自由市場經濟」，為了避免資源配置扭曲，壓制公平競爭，製造尋租機會，權錢交易，反對政府參與和干預市場活動。上述兩種看似極端不同的主張，卻都包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存在於中國。其實，這是最大的「幻覺」。

在中國過去三十餘年間，「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是1980年代，計劃經濟解體，政府作用下降，市場經濟開始；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彈，發育不久的市場經濟遭到壓制。在這個階段中，既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路徑依賴」，也有對1980年代改革的背離。第三階段是在2000年之後，政府徹底控制市場，市場淪為政府工具，不僅遠離了市場經濟，跳躍過自由競爭階段，直接走向了國家壟斷經濟。其間，只有1980年代，曾經有過市場經濟發育和成長的機會。那麼，為什麼政府在和市場的博弈中成為了贏家，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卻沒能使之建立市場經濟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優勢，主導「市場經濟」的創建。
第二，政府改造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的主要工具。
第三，政府異化為經濟實體。

歷史告訴我們，計劃經濟制度的衰敗和瓦解，並不能推導出市場經濟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1990年代以後，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顯現的市場經濟雛形，很快遭遇扼殺。沒有約束的政府，憑藉在計劃經濟時期對經濟的「自然壟斷」地位，包攬「市場經濟」的設計和建造，怎麼可能產生出獨立於政府的自由市場呢？經過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謂市場，天生地不具備排除政府干擾公平競爭的本能，不過是政府的一種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所以，政府也就無需扮演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角色，為經濟活動提供法治、秩序、保護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響和改變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對於壟斷，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擊，而是推動和加劇壟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仲介」；對於國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會公平，而是擠佔民間和個人財富，加劇貧富懸殊。在股票市場開放之時，人們曾經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在政府操縱下，通過國有企業上市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簡言之，政府以市場的名義，不斷重複著各種反市場的行為，將市場異化為實現擴大經濟權利的手段，政府權力已經超過計劃經濟時代，至今看不到衰減的趨勢。